直到接到老家的电话后，我沉重的心情才算有所舒缓，才能够写点国庆节回老家的事情。如果没有发生在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大哥发生意外的话，这次回老家，是我多少年来唯一一次内心充满真正的快乐、宁静的行程。我提前做好了所有的工作，换来了三天的休假，与妻子女儿，一家三口在农历八月十四，也就是阳历10月5号这天高高兴兴地回去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一）

三哥照样在高速路口接我。中午的时候，有说不出的快乐，一高兴，喝了四瓶啤酒，晚上，继续喝，带了酒意，我领着天上那轮皓月，独自走在乡间的路上，走我儿时走过的那些路。

从村南的土路，一直走到那条大堰，然后，在大堰上徜徉，后来又回转，从大堰往东，往北，再返回回家的路——在我儿时，这些都是童年的乐园。月光是如此得美，放眼望去，水银一样的大地，笼着轻纱，如梦似幻，静谧，神秘。那些草垛、树木、以及田间亭亭玉立的苞米、倒下的秸秆，都安安静静地在这夜里，在这月光下，守候着，等待某一个生动的音符，拨响它们生命的绝唱。那些蟋蟀、蝼蛄还有不知名的虫儿，此起彼伏地说着话儿，唱着曲儿，“嘟嘟，织织”，它们窃窃私语着，平仄朗诵着，我想我能听得懂它们的吟唱，这些我儿时快乐的伙伴，它们依旧没有忘记我这个曾经孤独忧伤的孩子，它们在给我举办音乐会，在欢迎我这个儿时伙伴归来！空气带着一丝丝的水汽，凉凉地扑面，如此鲜美，吸一口，都甜丝丝的，我恨不得把这月光，把这月色，把这景物，把这空气，都一古脑儿搬到城里去！——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城市森林里，哪里有这样的月亮，这样的夜色呢？如果这时候你看见我，一定会感觉我好像一个傻子，伸开手臂，在路上边走边转圈，我心里轻轻地高声呐喊着，我知道这美丽、这宁静没有人与我一起欣赏，没有人能够懂！我的快乐谁能够懂呢！我坐在路边的苞米秸秆垛里，轻轻地抚摸着路边那一棵棵碗口粗的白杨，当年，它们不过是小指头粗而已，而现在，挺拔茁壮，郁郁葱葱，轻风吹来，树叶哗啦啦地响，也是在说话呢！——白天太吵了，不如趁着这宁静的夜，说点自己的悄悄话吧。

我忘了我多长时间回家的，回到家中，妻子女儿都睡了，我醉意朦胧地睡去。一夜无梦，天色渐亮，在麻雀“叽叽喳喳”的吵闹中，醒来，依然感觉昨夜如梦，似傻如痴。

（二）

乡村总是宁静的，这种宁静不是城市里那种偶尔的寂静。它是浸润到你灵魂深处的那种祥和，人世间一切喧嚣的声音似乎都在这里沉寂了，消失了，被吸收了，剩下的就是那种单纯的安宁。而城里太吵了，空气中总弥漫着轻浮、骚动、不安的气息，即使在深夜里，在阒无人迹的街道上，你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喧嚣，它的空虚和无聊，在这些喧嚣里，有放浪的笑，有声色犬马的迷醉，有无家可归的孤独以及背叛和冷漠……

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卢梭那么迷恋在乡村隐居，因为只有在这样宁静的环境里，一个人才能荡涤干净城市里的浮躁，灵魂获得升华。

清晨的乡村，凉风习习，偶尔一两声狗叫，或者一两声鸡鸣，打破了这宁静，但感觉到的，依然是宁静。无论是狗叫声，鸡鸣声，还是街上行人急匆匆的脚步声，车轮碾过时的碌碌声，落到你的耳朵里，都极淡极淡的。有“呱呱”地叫声，抬头望去，两只喜鹊立在高大挺拔的白杨树的枝头，蹦蹦跳跳。——这个喜鹊的巢，有十好几年了吧？十多年来，它们一直在这里“呱呱”地叫着，全不管人世的沧桑变幻。这样的白杨树村子里共有4棵，都集中在三哥的屋后，四棵树几乎是齐着头生长，有五六十米高，在村子里，它们是岁数最老的树了，算来，有五六十年了吧？当年的栽树人已经不在人世，而树的容颜却依然未变。从我记事起，就感觉它们这样浓密，这样高大，二三十年过去了，还是一样的浓密，一样的高大——人世的风雨沧桑，它们全然不管，不顾。

村子很小，安静而祥和。最具特色的，是村子里的树，远远望去，你只知道这是个村庄却看不到房屋，因为房屋都被一层层浓密的绿荫包裹着，你只能看到蓊郁的树叶，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，围着槐树，梧桐，榆树，柳树，而今年，更多了柿子树。三哥就在墙外，栽了四棵柿子树，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，密密麻麻的柿子小灯笼一样挂在枝头。有的依然青涩，有的已经黄了，有的正在泛红，散发着清香，诱惑着人的眼。

今天巧得很，正赶上集市。集市就在邻村，有城里两个路口远。

于是我领着女儿，侄女，以及妻子，去赶集。女儿和比她大一岁半的小侄女玩的特别投机。两个孩子，一路上蹦蹦跳跳，玩沙子，你追我赶地跑。路上总遇到熟人，见了我，都打招呼：“回来了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去赶集啊？”我笑着答应着。邻村以前没有集市，开集不过是前几年的事情，我这次回老家也是第一次赶上。去赶集，实际上心里还有一些侥幸心理，想，说不定能碰到初中的一些同学呢！

几分钟的功夫，集市就到了。说是集市，不过类似一个小小的城市农贸市场。东西长不足200米，摆着各类的新鲜蔬菜，都带着水珠儿，鲜嫩芬芳，青翠欲滴。无论是买的，还是卖的，全是四邻八舍的熟人，几乎没有不认识的。妻子不知道看到什么事情笑了起来，我奇怪地问她：你笑什么？妻子说：你看看那些卖柿子的，就在柿子树下卖！多好玩。我也笑起来，的确，累累的柿子树下，就是卖柿子的人，而那树上的柿子，你一伸手就可以摘到，但是大家来来往往，熟视无睹。突然想起看到的一则报道：国庆节期间，北京一个地方本来用于观光的柿子树，惨遭游客采摘——城里人的小心眼儿，在这里变得可笑而愚蠢。

（三）

这次回老家，之所以心情能够比以前都好，无非是因为老家的变化。二哥新盖了房子；三哥的厂子走上了正轨，而且成为全村唯一一个在城里买了楼房的人；大哥在镇上高中也是我的母校的食堂工作，每天不过是在学生饭前饭后打扫打扫卫生，活也轻松，每个月有500元的收入；父亲的身体也硬朗，这一切变化都是我以前回老家没有的事情。

我们一家三口是在10月5号十点半多钟的时候到了平度高速路口的，三哥早就在那里等候了，车还是村里朋友的车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提议去看看三哥买的楼房。三哥也是很高兴，说：“下一次你来的时候，咱就住这里了。”对三哥的建议，我心里不以为然，城里的生活我早已习惯，回老家更向往的其实是农村的那种宁静，以及浓浓的乡情。这对于三哥来说，他是理解不了的。他迫切地渴望从农村进入城市，这种愿望恰恰也反映了中国农民的一种普遍心理，他们不甘于做城市的边缘人，他们想融入城市这种表面繁华的生活，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，从而在村子里以城里人的形象树立起自己的威望。

这并没有错，当初我不也是迫切的想走出农村吗？然而我的骨子流着农民的血，所以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依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农民，而不是一个城里人。我对城里的生活，说不上厌烦，也说不上喜欢，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。记得当初在上海工作的时候，当别人热烈地讨论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我反而会漠然。上海太挤了，不只是空间的拥挤，还有人心的拥挤。在那些表面的热情下，隐藏着对外来人的鄙视，轻蔑，即使我坦荡荡地仰起头、抬起目光，依然能从这拥挤里感觉到自己的无奈。所以下意识里我对宁静的生活有一种向往。我欣赏诚实的劳动，并且以这诚实的劳动换取应有的收获，我不喜争斗，对金钱也没有太多的奢望，这种个性决定了我永远无法戴上让别人艳羡的光环。

回老家后，一位儿时的伙伴和他的城里媳妇一起来找我玩。他现在在一家韩国企业做会计，腋下总夹着个公文包，摆出一幅很优越的样子，俨然城里人的味道。我突然感到可笑，调侃说：“在家里还要带着公文包吗？”他便开始给我滔滔不绝地说自己如何如何被老板重用，如何如何出入酒场饭店，又高议阔论地谈起车子、房子、女人，当说起与自己结交的朋友个个开名车，个个有情人的时候，口气里充满了无限的艳羡。他问我工资有多少，混的怎么样。我笑了笑说：“滨州很穷，我也就是能吃饱饭，你现在这么厉害，也可以找一个小蜜啊？不过弟妹不会让你跪搓板吧？”他媳妇这时候插话：“找吧我支持！”我们一边剥着花生，一边说话，心里越来越感觉到他的无聊和无趣。—起光着屁股长大的儿时伙伴，实在是没有必要在我面前显摆的。事后我问三哥，了解他的情况。三哥不屑地说：村里都叫他“二鬼子”，给韩国人当“汉奸”，整天炫耀，你没看他老婆也是个缺心眼？我笑了，的确，在交谈过程中，的确感觉到她媳妇不是一个很灵光的人。

到家的时候，我与妻子把带来月饼，冬枣、酒、烟以及孩子吃的东西分开，把给父亲和大哥的东西留下，其他的分别给二哥、三哥送去。三哥的厂子还没有下班，工人们正在忙碌，院子里不时响起机器声。见到我们回来，工人们都打招呼：哟，上次来的那个漂亮的小嫚（指女儿）又来了？

三哥的这个小厂子，是年前刚成立的。依托在青岛的一家公司，加工一种小滚柱，用于打磨电脑、电视屏幕。公司老板对三哥非常信任，三哥买楼房的八、九万首付款，就是老板垫付的。

说起三哥，我可以写成一部小说，这是一个不甘于命运而依然却无法摆脱命运的人。从十四五岁初中毕业起，三哥就走上了一条打工的路。年轻时候的三哥健壮而且勤奋。他的电、气焊技术在当时的同龄人中无人能比。焊接一块角铁，三哥从来不用卡尺，说焊接成45°，用眼一瞄，立刻完成。他办家具厂的时候，所有的设备、工具，全是他自己设计制作的。三哥做过建筑临时工、干过电气焊、搞过家具，闯过的工厂好几个，几乎在每一个地方，他的技术都出类拔萃，工资一直是他们那些人中工资最高的人。在我的三个兄长中，我与三哥的感情也最好。这种感情不只是手足之情，还夹杂着欣赏和共鸣。我上大学每个月的生活费，几乎都是由三哥负担的。后来三哥感觉到总为别人打工不是个办法，开始自己经营。这次办工厂几乎使他陷于灭顶之灾。他办的是家具厂，但是由于手续不全，加上被同行敌视（当时他的买卖最好），多次被人举报，被工商查封、罚款，迫使三哥不得不搬回家中，在院子里开办工厂。但是，由于资金不足，加上合伙人的变卦撤资，把三哥逼上了死路，不得不求助于我。我先后两次帮他贷款三万多元，但是由于流动资金不足，加上负债经营，三哥的厂子效益并不好。在这时候，三哥累出了腰痛、耳鸣等病症。转机是今年年初，三哥通过他的妻妹，认识了现在的老板，老板相中了他这个地方，很快就成立了这个厂，并派三哥去公司培训，再三提醒要学会技术，至少需要一个周的时间。谁知三哥去了一天，就对老板说已经全部学会了，可以回去干了！令这位老板大为惊奇。三哥的聪明，在这里可见一斑。厂子从开业以来，效益一直不错。三哥买下了邻居的房子，又进行了扩建，现在有工人近20名，也算是苦尽甘来。

（四）

因为大哥的意外，使我这次回老家变得沉重，沉重的犹如一座大山压在我的心头，几乎令我窒息。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命运的无常和无奈。

十月六号，中秋节。在上午十点以前，一切都宁静美好。然后，大哥来喊我，让我去地里帮忙播麦子，我高高兴兴地去了。

播种机在垄上来回穿梭，一切都顺利，大哥站在播种机的踏板上，拌匀麦种、化肥，而我等在地头，准备在全部播种结束后，把地头的种子播上（因为播种机无法在这里播种）。这种活对老百姓来说每年都一样，所以我根本没有想到要去替大哥在播种机上忙碌。很快，一片地播完了，又换了另一片地。在地头的时候，我看见大哥跳上了播种机，左腿有残疾的大哥在跳的时候并不利索，我心里电光石火般闪过一个念头：有点危险，想嘱咐一句，但这个念头一闪即过，这时候三哥也来了，等在地头准备干活。播种机慢慢地向对面开过去，突然我们听到了机手和大哥的喊叫，因为不确定发生了什么，我们两个人还愣住了，然而马上感觉到不妙，我和三哥惊慌失措地飞奔过去。眼前的一幕让人惨不忍睹：大哥的左脚，也就是他有残疾的那只脚，血肉模糊，整个脚面的皮肤全被撕扯下来，我甚至看到脚骨都露了出来，鲜血沾着泥土，痛彻心肺！来不及问什么，我一急要背着大哥跑，大哥不让，喊道：哪能那么娇贵？于是我和三哥架扶着大哥，急匆匆往地头赶，一边慌乱地跑，一边和三哥商量怎么办。三哥说要先到乡医那里包扎一下，再去医院，我一看脚伤成这个样子，怕去乡医那里耽误时间，也担心他的医术不好耽误了治疗，否决说：不行，你还是赶快送到医院！大哥开始骂咧咧地嘟囔：“****，又有好几天不能下地干活了！”这时候他想到的，不是他的脚，而是地里的活！到了地头，大哥还没有忘记嘱咐我：你留下来，把剩下的麦子播完了，把地头种上。我又气又急大喊：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管你的麦子！你的脚能保住，就万幸了！

——这就是中国的农民，他们或许愚昧，但是他们对土地、对庄稼、对劳动有一种天生的感情和依恋，这种感情和依恋使他们身上永远闪烁着劳动者的精神光芒，无论悲伤也罢，痛苦也罢，幸福也罢，丰收也罢，一无所获也罢，他们永远把土地、把劳作看成生命的唯一，这种情结已经深入到了他们骨髓里，使那些远离土地、鄙视农民而贫血苍白的城里人变得羞愧而猥琐。

我掏出身上装着的三百元钱，让三哥赶快先去医院，我随后就到，三哥骑着摩托车，飞速地离开了。我静了静心神，对机手说：咱们继续种麦子。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地里出事故的地方因为浇水太多，过于泥泞，大哥怕播不下麦子，播种机还没有停，他就毛毛草草地从后面下跳，结果脚被播种机的耢子挂住了！

我心神不宁地播完麦子后，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，我立刻赶回家中，从妻子那里把带来的所有钱都带上，看到我如此慌张，三嫂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我来不及细答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大哥被播种机伤着脚了，三哥已经带着他去医院了！先不要告诉爹。”三嫂也慌了，急匆匆出去找了一辆摩托车，和我一起赶往医院。

到了医院，我一头扑进病房，医生正在给大哥做手术。大哥脸上的表情很痛苦，闭着眼忍着，见了我，先问“麦子种完了吗？”然后又骂咧咧地说：“****，我心疼钱，又有好几天不能干活了！”大哥的样子和反应，让我既心疼又生气，三哥说：“你还干活！行，你这麦子今年可贵了！五亩麦子也换不来你这一下子！”也许人在这种情况下反映反而失常，我突然就笑了起来，告诉大哥：“行啊，反正你平时也没机会休息，这会好了，你可以至少休息到年底了！”

我们出去坐在椅子上等手术结束。大哥的脚断了两根筋，我担心他的脚会废掉。他本来腿脚就不好，万一这只脚有个三长两短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。有一个医生出来了，我赶紧问伤情，医生说：脚不会有问题，筋也能接上，就是有可能要植皮，因为创面太大了。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几天后，得知大哥脚的恢复情况良好，也不用植皮，我才算松了一口气。

关于大哥，也许，总会有一天，我要写一些文字，写写这个被命运捆绑着的农民以及他那贫贱而又失望的生命历程。